在狄更斯描述中国的象牙球至《纽约时报》报道英国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签署减少反而进一步肆无忌惮扩大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之间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不断示弱和溃烂，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聚集并交织在一起。
也正是英国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这一年的同一个月，洪秀全（1814-1864）宣布“太平天国”的成立，他是这个“新朝代”的“天王”。太平天国的队伍主要为岭南贫民，因为接触过新教传教士翻译发行的中文《圣经》，早期的学业失败与仕途的无望，导致洪秀全通过改造基督教教义——譬如他说他本人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作为他起事发难的说辞，这是太平天国与之前其他许多民间造反不同之处，太平天国发布檄文抨击清廷的腐败和无能，号召人们推翻这个满人统治的王朝。以致唤起了最早的民族主义情绪。基于更多对清政府不满的人的支持，太平天国使得这个自称的“天国”持续了十一年（1853-1864），夺城掠池的严重事态对清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被认为是基督教的指导思想事实上远离教义，人们很容易将太平天国的首领们的言行视为邪教作为，例如他们在规定实施禁欲主义、男女分营、杜绝卖淫的同时，自己却装神弄鬼、荒淫无度[1]。太平天国运动导致2000多万人的死亡，跟着的灾难就是瘟疫与社会的进一步凋敝与衰落。事实上，首领们没有可以取胜的共同意志，以致他们之间为了权力而相互猜忌并杀戮。另一个情况是，西方列强出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因为太平天国的教义与基督教有关就给予支持，相反，他们仍然决定通过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以保证并巩固之前与清政府之间签署的各项条约的执行。可以想象，太平天国与几乎同时的其他民间反清组织例如北方的捻军和南方的红巾军之间也没有合作，这些力量各自为政，最后也都归于失败。
参与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清军主要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他们虽然是汉人，但鉴于满人中已经没有人有能力解决朝廷外患，即便清朝歧视汉人是不用言说的规矩，但天下已乱，考虑到社稷安危，朝廷也不得不启用汉人官员。可以想象，作为汉族官员，曾国藩等人对太平天国的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针对太平天国信奉所谓基督教义而必须全力捍卫儒家道统，以致太平天国中隐含的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号召很自然地被暂时压制下去，这时，满族人统治的社稷与儒家道统继续表现出互为依托。而正是在满族人出于镇压太平天国对汉族官员的重用中，使得后者在地方上的势力获得了发展，并在1900年对义和团的镇压和采取的“东南互保”策略中达到了顶峰。与之同时，汉人官员在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剿灭后，清廷内部感到一丝轻松，仿佛朝廷又有了希望，有人便使用“中兴”一词来为清政府打兴奋剂。虽然这样的气象在咸丰时就有了端倪，可是，由于不少成绩出现于同治，故历史更常用“同治中兴”[2]。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暂时缓解了与列强的紧张关系，而太平天国被剿灭（1864年）却是给清廷解除了王朝被倾覆的危机，考虑到两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的失败，那些冷静的官员对船坚利炮的重要性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示：“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这是一段为时差不多四十年艰难而富于成效的变革，所展开的事业和涉及的问题殊难划清边界，以致历史学家也倾向于用“洋务运动”“自强新政”以及“同光新政”来表述这段历史。
在洋务运动的几十年里，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作用。尽管太平天国假基督教的名义所暴露的邪教行径让人们对基督教产生了更多的质疑，或者说使具有献身精神而做出了不少贡献的传教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基于两次鸦片战争受到的威胁和改变心理的促进，传教士的作用再次被发挥和受到关注[3]。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读思（W.H.Medhurst）在上海开设墨海书馆，通过翻译出版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文化，一种接近现代传播的方式出现了。在书馆任职的王韬（1828-1897）曾与太平天国有通信往来，受清廷追捕。可是，他之后因在香港主编的《循环日报》中竭力宣传自强变法的观点，受到清廷洋务派的接纳。同时，家境贫寒的人总是受到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的欢迎，在富贵有钱人鄙视这类学校的时候，没有家庭成见的下层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洋人教师的影响，这类学校的确培养了容闳（1828-1912）、郑观应（1842年—1922年）这类之后将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学生[4]。可以想象，与外国人的交往和沟通日益频繁，语言成为重要的工具，1862年，作为外国语言学习的学校同文馆开办，教习无疑都是外国人[5]，以后；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设立同文馆。在那些敏感的官员的努力下，1865年，同文馆加设科学馆。这些举措都属于自强运动中的一部分。在一份恭亲王的奏折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臣等公同商酌，现拟添设一馆，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向西人学习的安排受到保守官员的抵制与反对，例如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坚决反对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说这类学生应该限制在学习孔孟之道的范围内，以防止他们因对技艺的学习而失去了纲纪气节的纯粹性；大学士倭仁干脆说不能够用夷人做教师，否则会亡国灭种。但是，所有这些阻力没有阻挡聘请传教士和外国人传授西方知识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同文馆四十年的历史中，人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和爱尔兰传教士欧礼斐（C.H.Oliver）这两位总教习的身影以及他们的成果。1863年，由冯桂芬最早提出请洋人授课，以后由李鸿章上奏折获朝廷批准的上海广方言馆开办，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次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在这个事业中，英国人傅兰雅[6]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7]在教学和翻译著作方面，做出了让人极为钦佩的贡献。梁启超是这样评价他们与中国同事的事业：
（鸦片战争以后），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由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衡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及兴味皆浓重，故其成绩可比明之徐、李。[8]
1887年（光绪十三年），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在上海创立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主要成员有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先后任总干事）﹐慕维廉﹑林乐知﹑艾约瑟﹑丁韪良﹑李佳白这样一些传教士。实际上，该会主要是一个出版机构，编译出版了远远不限于神学、技术而涉及历史、政治、法律、商业、文学等方面的书达2000多种。光绪皇帝准备变法之际购买了一百多种介绍西方新学的书，其中有89种是广学会出版的。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承认：他的变革思想主要来自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事实上导致清政府原有的礼部、理藩院已经无法处理对外事务，最重要的原因是洋人绝不再认可贡国或藩属的待遇，1860年清廷设置了明确的外交机构抚夷局。可是，西方人已经知道了“夷”字是对他们的蔑称，他们在《天津条约》中干脆明确要求清政府不能继续使用这个字。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就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这可以看成是洋务运动的开端。根据改革要求，抚夷局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一个适应处理外交事务的国家机构产生了——之前咸丰皇帝规定只有广州的钦差大臣有权处理“夷务”。这年11月，奕䜣（1832-1898）与太后结盟，发动政变，慈禧[9]获得了实际的权力。之后，总理衙门渐渐从临时的外事处理转变为一个提出改革举措的军事中枢。之前因与英国成功谈判并获得列强支持赢得宫廷政治胜利的奕䜣说[10]：“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在围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在购买外国船炮和军事武器的同时，聘请西人训练新式军队。考虑到形势非常严峻，清廷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支持，作为汉人的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也在武器配置和训练上获得了机会与势力。曾国藩对造炮制船是如此地急切和凭此对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充满期待，他从1961年攻占安庆之后，就开始了军工厂的设置，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1866年，中国独立自制火轮船“黄鹄”号下水成功，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端倪。我们可以把洋务运动或者自强新政所开辟的主要工业成就列一个清单：
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
1862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徐寿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聘德国军官教练中国军人学习步枪；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外语学堂（广方言馆）；恭亲王安排购买英国八艘轮船；
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洋炮局；广州开办同文馆；
1865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建；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开设福州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创办军火机器局；
1867年，李鸿章开设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9年，福州机器局设立；
1872年，左宗棠设立兰州机器局；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经曾国藩和李鸿章提议，送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
1875年，丁宝桢筹建山东机器局；
1878年，开平矿务局设立；
1879年，盛宣怀创办湖北荆门煤矿；左宗棠设立兰州织呢局；大沽与天津之间开设电报线路；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局；开办水师学堂；
1881年，李鸿章等创办承德平泉铜矿；上海至天津电报电路开通；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
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建纺织局；
1888年，北洋舰队建制规模；
1889年，张之洞筹建湖北汉阳铁厂；
1890年，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
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建造纸厂；
1893年，李鸿章设立机器纺织总局；
1894年，湖北建火柴公司；“官商合办”缫丝总局；
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
在英、法与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不久，李鸿章已经非常清楚问题所在。他于1864年（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是一份极为重要历史文献，与大多数士大夫不同，此时，李已经明确了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国家因应求变，同时培养新型人才的十分重要性：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离奇则莫如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基于儒家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清廷自我维系的立场，洋务运动终究是一场被逼迫进行的国家运动，那些儒家精英显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清政府的存续进而富强兴盛提供帮助。洋务首先从国防军事技术和力量的建设入手，直接原因是他们看到了西方军队以及新式武器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灭；同时，为了减少列强欺凌并最终保持“中华天下”的尊严，也需要新的武器，而依靠自己生产将使实现目标获得保证。这是一场局部临摹西方文明图画的运动，中国远远缺乏工业化的历史逻辑与进程，现在，出于拯救清王朝于危亡中，才有了少数精英——除了恭亲王他们都是汉人——全力以赴的努力。不少工厂和机器突兀地出现在中国的田野和农业社会的城市里，中国开始有了新的风景。不过，尽管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推动和支持，但是，这不意味着是一场广泛的民间工业运动，那些重要的工厂和制造局大都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商人与之合作，但接受政府官员的领导，正所谓“官督商办”。具体地说，在资本投入方面，洋务事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官员的筹措，作为中央政府的首脑，皇帝的作为差不多仅仅是给予认可。不过，资金总是有限，这样，那些买办和私人资本，就成为这个引入式工业化的一份子。考虑到洋务运动是由政府官员决定产业政策和负责监管，为项目提供批复和筹划的合法性，而私人资本的代理人总是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这是利用政府资源、动员民间力量并去实现政府或国家目标的官僚资本主义最早的例子。在坚决不允许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情况下[11]，这种体制在推动事业发展上暂时比纯粹的民间工业更有力量，但是，其意志与目的显然是直接为国家和政权服务的，它并不属于这个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发起的一场符合西方工业逻辑的运动。即便“洋务”本身在清政府内部也被严重诟病，不少迂腐而保守的人认为这有违传统儒家观念——这些人发现技术官僚越来越有地位，但是，也没有一个洋务派人士认为发展私营经济是正当的和值得鼓励的，除非那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环节，整个洋务运动前期的口号是“自强”，后期则是“富国”。因此，将耗时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大致表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是容易理解的。
作为洋务运动精英队伍中的一员，在李鸿章的淮军到达上海时投入幕府的道光进士冯桂芬（1809-1874）为自强新政提供了思想上的养料。冯在他的《校 庐抗议》中这样表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将传统儒家经典视为中国之为中国的核心本源，只要具备西方人的技术，就能够继续确保中华帝国的统治。冯甚至在政府行政的组织结构上也做出了试图避免过分集权和官僚化的建议，冯对军事和外交并重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李鸿章。之前，魏源的观点是利用西方人的技术去抵御西方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可以明确地说用西方的技术来为中华道统服务，盛宣怀等人概括地使用了“中体西用”这个表述，意思是儒家思想这个体不能变，可以改变的是如何维持这个体的具体技术和方法。这个时期，不少希望改变困境的人在大脑里都是这样的体用逻辑，在他们的心里：古代圣贤之道和上古三代圣人之法（冯桂芬）或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薛福成）是不能够改变的，采用西方技术恰恰是为了维护祖宗之法。即便如此，洋务派的事业仍然推进艰难，例如铁路的修建。在洋务派看来，修建铁路已经非常必要。可是，就像当时的国外记者注意到的，大清国对外国的新技术采取的是退缩态度，政府认为：铁路的修建会导致苦力与车夫以及船夫的失业，以致产生对政府的反抗，同时，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外国人的势力会不断增强以致“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会变得令人讨厌地复杂化”，此外就是清国人民因他们的封建迷信而认为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农业。[12] 直至1876年，在未征得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上海怡和洋行英商修建了淞沪铁路(从吴淞到上海），全长15公里，可是，在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后，清政府干脆用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并予以拆除。直至1878年8月，洋务派主持的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出于将开采的煤从矿区运到海口装船，李鸿章上奏朝廷，请修铁路。李聘请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1881年6月9日，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终于开始动工兴建[13]。在洋务派力量的推动下，1886年，开平铁路公司成立，独立经营铁路业务。之后，该铁路不断展筑天津（1888年）以及更远的不同方向，中国铁路历史获得了推进。
不要忽略一个改变历史的重要因子，即早年留学美国并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全力推动的留学运动。事实上，那些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西方技术以及相应的人才对于国家“自强”异常重要，李鸿章敏感地告诉那些仅仅停留在设厂和建立新学校的人，“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就在曾国藩聘请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的同时，让中国人直接到西方国家学习的努力已经接近目标。尽管之前设立同文馆教授西学上就遭遇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可是，终究没有阻止曾国藩和李鸿章于1871年奏定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1872年容闳、陈兰彬带领三十位幼小的学生赴美学习。从表面结果看上去，这好像是一次失败的举措：1881年，总理衙门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这年8月21日，美国牧师在避难山教堂为即将离开美国回国的中国学生举行了告别晚会。的确，清政府里对学习西方持反对立场的人胜利了，那些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铁路建设，树立了自由信念的留学生回到祖国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更不用说瞩目：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力争生意，指手画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佣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佣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14]
上述是留学生黄开甲给我们描述的留学生归国回来的历史现场（1881年）。可以想象，尽管李鸿章将回国留学生中的七十人留在了他的北洋水师，基于清政府的政治衰败，这些即便有西方知识、聪慧勇敢的军官也没有挽回以后甲午海战的失败。但是，无论如何，十年前派往美国的留学生通过对西方思想的掌握和充满责任感的努力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15]。
1898年，洋务运动早已式微，张之洞（1837—1909）发表了《劝学篇》，这本归纳自强新政以来人们关心的问题的通俗读物，对这时人们有关“新”和“旧”的知识给予了界定，并表达了作者认为中国人应该持有的体用立场：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 · 设学》 第三）
他还用中学与西学与“新”“旧”学对应：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劝学篇 · 会通》 第十三）
这样的思想表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已经开始明确包容曾经不屑于用心的西方技艺，这也意味着那些来自西方的知识与儒家思想传统可以因社会生活与内心的需要而各行其道，不发生矛盾。这样的态度是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甚至相关知识的一种开放。张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如此地焦虑，以致于1903年他自费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去了美国读书[16]。
与儒家文明一样，西方文明自然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举例说，一位传教士有可能提供一种来自欧洲文明的知识，可是，这个知识如何能在另外一个处在复杂演变过程的文明系统中究竟能够产生怎样的体用关系？历史有太多这样的记载，只要有一个偶然的误解与冲突发生，不同文明在一个具体事件上的冲突就可以演变为一个整体性的对抗和排斥[17]。从绝对排斥西学的顽固立场，到“西学中源”—— 康熙皇帝就非常接受这样的表述—— 的修饰，再到“新学为用”的提醒，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物理改变的同时呈现出来的风气转换，这样的风气转换既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变化的原因，是故，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不断发生种种冲突而导致不同应变时，也才引发张之洞发表如下的判断：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塞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众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行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劝学篇·设学》）
张之洞的观点是甲午战争之后部分士大夫们努力适应局势巨变的一种思想立场，以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成为激进的流行语[18]，彼时，人们易于接受这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兼学西洋的调适方案，所以，在之后的戊戌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200万册，远远多于引入现代思想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著作。
大多数人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知识与经验对局势进行判断，何况还有个人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得失考虑。只有那些具有责任心和勇气的人才甘愿将自己的得失放进国家的得失中去考虑。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涉及到了交往各国互派公使，这不仅是一种国际礼仪，也是方便国家之间交往的一种体制。然而对中国（咸丰）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体统颜面的丧失，在他看来，互派常驻使节这个条款比免除关税还更为严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谈判条款中，互派使节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19]。到1876年，中国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1818-1891）——他在长沙岳麓书院的同窗是曾国藩——前往伦敦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6年），这比额尔金（James Bruce,1811-1863）代表英国任公使到中国晚16年，比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代表美国到北京任职晚了14年[20]。不过无论如何，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新的国际交往礼仪和规则[21]。郭嵩焘出使的原因一开始是因马嘉里案[22]代表清政府前往英国致歉，可是，在这位最早奏请咸丰皇帝开办外语学校的翰林院编修看来，了解世界已经刻不容缓，也许出于无奈或者有所意识，清廷将他加授为清朝常驻伦敦的公使。郭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五十天的日记整理成《使西纪程》，抄送给总理衙门，不过是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政府上下同僚共享，推动自强新政，以保国运续存。郭嵩焘收获的是一阵阵骂声，针对他对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为艾、寰海归心”这类看法，光绪进士、史学家李慈铭表达了切齿的愤怒。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拒洋和仇洋的时期，在郭出使之前，就有人责问他：远渡重洋与外国人打交道，以后如何能够有脸面见家乡人，如何对“天下后世”交代（刘坤一）？湖南参加乡试的学生甚至开会商议是否去捣毁郭家的住宅。作为保守势力的掣肘工具，与郭嵩焘同去英国的副使刘锡鸿提交了一份报告，说郭嵩焘在奏折上不使用“钦差”二字，这是对谕旨的蔑视；在参观英军炮台时居然身披洋人的衣服；仿效洋人使用伞而不使用传统的扇；安排女性学习外语和看戏，坏乱风俗，如此等等一共十条罪责。因对西方的赞美和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的主张，郭嵩焘遭受了来自朝廷上下不同方向的攻击。[23]
光绪十年（1884年），郭嵩焘进《因法事条陈时政疏》，已经表明了这时部分士大夫与西方相处得非常冷静和世界眼光：
窃查西洋之通中国，肇始西汉，海道通商，则原于隋唐之交，历今千数百年。至道光年间，鸦片烟行于中国，始有禁烟之议，办理参差，激成衅端。嗣是而又定海、宁波之变，又有镇江之变，又有广东省城之变，又有天津之变。再四交兵，或极一时之兵力，靡费饷需累巨万，终至增加通商口岸，索赔兵费，前后五十年中，反复相寻，如出一辙。盖西洋以通商为义，自始开国至今千八百余年，兵力愈练愈强，制造愈习愈精，通商口岸亦愈推愈广。外蕃各国，盛衰强弱，或数十年数百年一变，惟西洋一主通商，历久不变。其占据地方，远至数万里，皆以通商为名，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南洋各岛侵占殆遍，无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24]
人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规划并整合资源；在衰世中的普遍贫困与资源缺乏；受列强不断地欺辱导致的进一步国库空虚；对西方文明知识缺乏整体性把握与系统性的了解；绝大多数人的愚昧与麻木所形成的社会空气，如此等等。这是一个被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认为没有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就像狄更斯一样，他们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是那样地重复与缺乏创造性，儒家思想是那样的封闭与缺乏逻辑性。的确，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们嘲笑那些与洋人打交道并学习西方知识的人；厌恶与外国之间进行交流、贸易时所不得不需要的“洋奴买办”[25]；他们推翻外国人修筑的铁路，捣毁教堂并杀死那些被认为是妖魔的传教士和修女，在这样一个民智完全封闭、缺乏现代文明的国度，指望任何一个非传统的事业能够获得顺利而迅速发展都是困难的。不过，人们终究对洋务运动的种种缺陷有了认识，中国的现代工业、实业以及商业也或慢或快发展起来。紧接着，那些敏感和富于牺牲精神的中国人开始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努力。
注释：
[1] 当时长期生活在中国、本打算帮助太平天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写道：“尽管在清政府与太平军的长期矛盾斗争中，外国力量的积极支持不止一次地拯救了清政府，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太平天国首领的愚昧无知应对其惨败负主要的责任。”（第089页）洪秀全“认可抢劫和暴力，自己妻妾成群，这后一种情况被他的部下急切地加以效仿，后者在用敌人的妻女来填充后院深闺时没有丝毫的顾忌。”（《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SI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091页）
[2] 被认为1869年出于清代士人之口。
[3] 1724年雍正皇帝将基督教宣布为邪教后，西方传教士的工作进一步明显受阻。不过，传教事业没有因为千难万险而受到完全终止，丁韪良的判断是：
1724年，传教士被赶走，皈依者遭到流放。只是由于清朝官员对禁令的施行不够协调一致，散布在广大内地的基督徒小社区得以保存，现在仍然可以这样。中国像罗马帝国一样，一个省份中疯狂迫害基督徒，而另一个省份的基督徒则安然无恙。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最高当权者并没有取消禁令的倾向，反而时断时续地执行禁令。鸦片战争结束时，仍有许多忠实的基督教徒在流放中。
在此期间，少数传教士成功地隐身在基督教村庄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那里，以安慰和鼓励受迫害的兄弟。（《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98页）
这种情况持续到1844年，中法条约使得传教禁令被明文撤销。
[4] 容闳一开始是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的一间预备学校读书，以后直接进入从澳门移迁到香港的马礼逊学校。郑观应曾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同时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
[5] 最初有编修郭嵩焘奏陈学习西语。同文馆初期的教师是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S.Burdon）,1863年续设法文、俄文两馆，包的后继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再后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学生一开始限于八旗子弟，但生源不够，便向汉人开放。
[6]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于1861年到中国，先后在香港、北京、上海教书。1868年受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时担任广方言馆教习，格致书院董事和《格致汇编》主编。翻译涉及军事、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77种，他的工作为建立中国翻译工作的准则提供了基础。
[7]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于1860年到中国，传教与教书。1869年进入广方言馆，1881年辞去译员从事中西书院和教会工作。翻译8本著作。傅兰雅追忆：“林氏当时的工作季度紧张，昼夜不息，无间风雨，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授课，午后赶制造局译书，夜间编辑《万国公报》，礼拜日则日夜说教及处理教会事务。同事十年，从未见其有片刻闲暇，虽尝劝其稍稍节劳，以维健康，而彼竟谓体内无一懒骨。”（转引自赵睿：《自强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8] 转引自赵睿：《自强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9] 慈禧（1835-1908）满人，姓叶赫那拉氏（叶赫为地名和部族名，那拉氏意即太阳），叶赫家族为满洲八大贵族之一。早年慈禧幼年名字兰儿，出生于北京。与咸丰皇帝有了一个儿子后，兰儿被封为“懿贵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逃亡热河行宫。咸丰病死，懿贵妃联合慈安太后与奕䜣发动政变，消灭了热河行宫官僚集团，六岁小皇帝即位，年号“同治”，当儿子成为皇帝后，又封母亲为“慈禧皇太后”，慈禧住西宫故称“西太后”，慈安太后住东宫，则为“东太后”，之后两宫垂帘听政，慈禧开始专权。
[10] 英国公使布鲁斯（Federick Bruce）在一份给国内的报告中提及到了对奕䜣宫廷政变的支持：“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我们]培植了一个倾向并相信作友善交往之可能性的派别，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个派别掌权，这绝非是细小的成功。[我们]业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顾问，而十八个月前我们还在同该政府开战。”转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11] 基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中英双方在十年后可以修约的安排，1869年双方利用了这个机会完成了新的修订文本，修改的条约中的确有促进合作进一步改革的条款，但是，由于签署的修订版本里没有英国商人和企业家希望的条款，例如在中国投资，以便不仅将中国视为未来除鸦片外其他商品的市场，也视其为工业原料的来源和生产基地，修订文件并没有获得英国国会的批准。主张与英国人进一步合作的恭亲王和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地位也因此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以后《马关条约》明文日本可以在中国领土开设工厂。
[12] 《纽约时报》1867年6月3日，“铁路和电报有望在清国出现”。
[13] 在筹办开平铁路时，朝廷又叫停铁路的修筑，开平矿务局只有采取开掘运河运煤。然而，运河挖到胥各庄遭遇高陡地势，河水无法引上去。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朝廷批复的条件是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一小段。不过，考虑到不要震怒东陵的先王神灵，因此清廷要求禁止使用机车拉动车厢，只能用骡马拖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马车铁路”。
[14] 黄开甲给他在美国的“家长”巴特拉夫人的信，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
[15] 清政府官派留学美国计四批共120人，最后一批是1875年。留学学生归国后产生了不少电信专家（方伯梁、唐元湛、周万鹏等）、铁路专家（如詹天佑）、医学专家（如林联辉）、政治家（容星桥），外交官（梁城、刘玉麟）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就是留美学生。实际上，早在在“庚子事变”之后，袁世凯就开始了对留美学生的重用。1896年6月，清政府再开留学。不用细数，在之后前往日本与欧洲的留学潮中，产生了大量影响并改变20世纪中国历史的人物。
[16] 即便是1903年的中国，人们对于出国留学仍然抱有疑虑。外电报道说：“张之洞自费将儿子送往美国留学，⋯⋯此举引起当地舆论密切关注，并使当地那些达官贵人大为震惊。”（“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纽约时报》，1903年4月13日）
[17]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总是因文明的差异而面临冲突。同时，世俗社会中的日常矛盾也会因为信仰立场和宗教态度而复杂化。基于列强对中国采取的武力征服的措施，中国人总是怀有不同程度的仇外情绪，这也使得那些对西方传教士或“洋人”不满的人总会寻找机会挑起事端，例如可以通过散布谣言，对传教士或洋人中伤毁誉。1870年——即英法联军于1858年占领天津第十二年，法国人在去年拆毁的一座佛寺地基上修建“育婴堂”，出于善意，负责人用奖金鼓励人们向育婴堂送去婴儿以便给予照顾抚养，结果导致出现一些不法分子偷盗甚至绑架婴儿的恶性事件，这时有人说育婴堂要对这些婴儿实施邪恶的仪式和药物试验并予以杀害。谣言的盛行导致地方官员要求对育婴堂进行强制性搜索，然搜索之后没有发现任何不妥。法国天津领事感到羞辱和愤怒，开枪射杀了中国官员的随从，这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怒。不仅该领事和同伴被当场杀死，育婴堂和其他一些教堂也被捣毁。有17名外国人和10名修女被杀害。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处理方式是认定育婴堂没有不法行为，同时处死屠杀事件中的15人。曾的方案被朝廷否决，李鸿章奉旨接替曾国藩处理这个案子。他减少了处决的人数，支付了赔偿金，并派遣代表团至巴黎致歉，两国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该事件让中法两国温和的关系再度消散，朝廷和民间的仇外情绪被又一次激发。传教士丁韪良在以后归纳道：
自那以后，已有二十起或者更多起规模之大足以引起海外注意的排外暴行，它们并非全是反教团的。今年再次达到高潮，四川省府驱逐传教士，福州附近的古城（可能是古田——引者）发生屠杀。多数教案的每一细节都符合其原型——开始是书文揭帖发动民众，然后是清朝官员装聋作哑（接到援助请求时，他们总是很晚才到场），最后是询问多少颗人头、多少金钱才能满足赔偿要求。（《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301页）
不过，天津教案也导致清政府更加注重外交沟通事务，不少官员认识到了解、认识并学习西方刻不容缓。这促成了次年由容闳推动了十六年的留学计划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获准批复。
[18]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不限于张之洞，在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以及陈炽等人的思想中都有体现，仅仅是张将这个问题进行了清楚的阐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19] 在谈判中，双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显得完全不能够沟通。作为谈判翻译的传教士丁韪良记录了对话内容：
卫三畏：贵国皇帝欣然接受邻近国家诸如暹罗、朝鲜之使节，又为何拒西洋各国使节于京门外？
藩台：陛下所以迟疑未决，乃有所顾虑。顾属国来朝必须如礼磕头，此礼节公必不愿遵循。贵国既自称兄弟，实要求平等对待。
卫三畏：阁下称某等为兄弟，却又为何将兄弟拒之门外？
藩台：既然兄弟尚且分家，国家宜保持距离以敦睦感情。若允洋人进京，可能滥用特权，制造恶果。
卫三畏：英国使节若得常驻京师，可避免双方产生此类误会。
藩台：阁下不必坚持，此事亦无须再议。朝廷已明禁此事。《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106页。
[20] 之前，1867年11月21日，清廷正式下旨安排蒲安臣为“允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任职期间，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签署了《蒲安臣条约》（1868年）。其中含有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条款，这是之后清政府批准曾国藩和李鸿章关于派遣中国留学生的奏折的法律基础。
[21] 丁韪良记录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谈判期间当英国人（杜邦船长）建议中国总督“希望中国能够派遣领事到美国管理华人”时，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总督：鄙国尚无派遣官员处境之例。
杜邦：大洋彼岸贵国人数众多，多达数万人。
总督：吾皇治下有亿万斯民，怎会在乎漂流异域之零星流浪者？
杜邦：此辈大多十分富有。其于鄙国金矿淘到许多黄金，尚不值贵国对其稍加管理？
总督：吾皇财富无尽，又何必理会此等背井离乡之臣民与他们淘来之泥沙？《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107页。
[22] 1875年，英国使馆翻译马嘉理沿长江而上，去西南直至缅甸边境，试图探索中国到印度之间的贸易路线。在边境，他被当地民兵所杀。中英最后通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9月13日）解决：英国方面向清政府索要20万两银子的赔偿，并要求派出代表团到英国致歉。
[23] 尽管郭“年22，即办洋务”，但他对简单地学习洋人的技术去反制洋人的方法不太以为然。1875年，他任福建按察使，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强调的是政治的治理，即“正朝廷以正百官”，同时他也强调了扶植民间“商贾”发展工商业、反对官办企业的意见，批评了“官督商办”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
[24] 郭嵩焘：《使西纪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8页。
[25] 作为鸦片战争的后果以及洋务运动的需要，“买办”阶层一开始就被认为不具备道德合法性的身份，“买办”（comprador）是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或叫“洋行”）的那些中国代理人，尽管具有中间人的色彩，在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意中具有协调、沟通和化解矛盾的桥梁作用，但是由于利益上的关联性，基本上代表着雇佣机构或委托机构的立场。考虑到“买办”这个角色在现实中的复杂性，“买办”的身份特征不限于经济，而总是与文化和政治发生关联。不过，在民族实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中，买办阶层起到了事实上的助推作用，并参与了最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少买办也是洋务运动企业的股东，例如郑观应对上海电报总局的投资。需要提醒的是，不同买办在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与文化教养方面，因个人的知识背景、出生和具体的经历而存在着差异。